中国古人说：“口言之，身必行之。”实现亚太更大发展，需要每个成员脚踏实地拿出行动。
——习近平主席2017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口言之，身必行之”是墨子用来劝诫告子的话，大体意思是：嘴上说出的，行动上也必须付诸实践。墨子的这句话看似浅显，却对修身养德、为人处世、国家治理等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研精覃思、笃行致远。
从字面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首先包含有“言行一致”的内涵，是人们修养身心的重要遵循。中国人历来赞赏表里如一、言能践行等品质，这一点在我国的许多文化经典中多有提及。《中庸》指出：“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这是说君子说话做事应该笃行实践、言行合一。《论衡》指出：“言行相应，则谓之贤。”这则是开门见山地说明言行一致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唐代诗人吴叔达以“言行相顾”为题创作诗歌，警示后人“立志言为本，修身行乃先”。另外，儒墨两家学派对“言行一致”都推崇备至，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认为言行一致是君子必备的道德操守。而墨子则认为“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极力反对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行为。先贤圣人的谆谆教诲今犹在耳，需要我们努力践行。
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还能折射出一个“信”字，“信”即重诺守信。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诚信是立身做人之本，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因此，王公贵族讲究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侠义之士崇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贩夫走卒也讲求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不少鸿儒学士留下了金玉良言来告诫世人“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周易》的“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把笃实守信与顺乎正道放在同一位置指出了“信”的重要性。《淮南子》的“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以选马喻用人，指出选贤举能应把“信”摆在首位。朱熹的“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以土在五行中的根本性作用比喻“信”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此外，商鞅“立木取信”、季布“一诺千金”、韩信“一饭之恩”、尾生“柱下期信”等故事，无不在告诉我们言而有信的可贵。
“口言之，身必行之”的关键还在一个“行”字，即躬身实践、身体力行。正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无论是人的学问、经验还是成就，都是人类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正因有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实践，王羲之才能写出笔走龙蛇的《兰亭集序》；正因有了“亲尝百草”的实践，李时珍才能编撰出医学宝典《本草纲目》；也正因有了“独坐南窗著聊斋”的实践，蒲松龄才能成就“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聊斋志异》。因此，历史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脚踏实地之人。再来看看现在，我们党把是否能躬身实践列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内容，更加“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事实上，“口言之，身必行之”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不只适用于个人，对国家发展也有借鉴意义。从这一点上看，荀子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荀子根据执政者言行是否一致，把他们分为“国宝”“国器”“国用”等层次，“国宝”指的是言行一致，必然利国利民。
许多有才能的人往往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忘却了曾经的信誓旦旦，再也不能躬身实践，最终导致失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北京时，毛泽东说：“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就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违背了当初的理想和对人民的承诺。
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发展。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把“人民”二字扛在肩上，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近年来，我们更是言行相随、加快步伐，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序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张，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四风”问题，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面对这些重大成就、重大突破，我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沾沾自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必将迎来更多新机遇、新挑战。“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后，我们仍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言行相顾、慎终犹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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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言之，身必行之。”出自于《墨子·公孟》，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执政者应有的素养要求。原文如下：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